“我和内地政府打交道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到外地开会时听当地朋友反映，深圳的行政效率还是比那里要快的。当然，要是跟邻近的香港比，深圳当然比不了。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深圳政府的公务员就懒惰，而是他们的事太多。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政府审批的，我们的政府承揽的事情过多，就导致一定程度的超负荷运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行政体制的结构调整。”
被访者：何崇璋（四川人，深圳市城管系统老公务员）
被访者：深圳市中融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鹏
当时，他被分配到深圳市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参与了早期罗湖地区的开发建设，那时施工工地的条件很差，机械化程度不高，像挖掘机什么的都没有，挖土都靠人工挥锹。虽然刘庆当时是一名部门负责人，但还是和同事们住在毡子、竹席搭成的窝棚里，没有蚊帐，但天气热又必须大敞帐门，所以，蚊子、苍蝇整晚都会围着头顶转，身上被咬得奇痒无比。
蹲点火车站制止乱吐痰
在常人看来，舒成友是特区前期基建战线指挥部的“首席执行官”，指挥许多规模宏大的基建工程，这“油水”战线，要想“发财”，机会一定很多。但熟悉舒成友的人都说他是特区早期的“拓荒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他的真实写照。采访当中，在记者的屡屡追问下，舒成友始终不愿提及自己既辉煌又“清淡”的过去，只是说：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我做这方面的忠实实践者，我不后悔！
在城管战线已工作18个年头的老何希望，市民的文明素质能进一步提高，没有乱吐痰、乱丢垃圾等现象，市容环境整体质量得以提高，深圳变得更美丽。
【编者按】
“与我们相比，国外的政府职能也比较少，职能少，政府就比较超脱。所以说，我们的政府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效率，就要少给自己揽活儿。”
赵之全回忆，那时月底发工资一共能有100多块，心里已觉挺高兴了。这数目比在海南工作时要翻一番。当时，区公所的条件比较差，全体人员都挤在一幢三层石头楼里，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单身宿舍；三楼是会议室，给村干部开会都在那儿，平时，会议室里放一部电视机。对于赵之全等住宿干部，晚上去会议室看电视就算是业余时间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了。当时工作量非常大，赵之全一个人就要管起整个区公所的文教卫工作，手下连一个兵都没有，什么村民冲突、小孩入学、接种疫苗等，都要他一把抓，根本不像现在一条线就有一大班人马。
个案二
被访者：画家 徐渊
早在1982年，邹万年便随着基建工程兵302团奉调来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了。邹万年认为，与特区创立初期相比，现在的政府办事方式更趋公开化、窗口化、程序化，这是一个好的表现。从目前状况看，“拓荒牛”精神，政府的很多公务员现在都保持着，但给人感觉要比以前差一些。
“总的感觉，特区政府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办事效率也是比较高的。我的画展从筹备到举行，办事程序非常简单，根本没有以前想象中办起来那么难。虽然我以前居住在上海，但和当地政府没有过多的接触，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到深圳是个有活力的城市，政府也是有活力的。”
个别部门比内地还保守
徐渊的画是在报纸上被罗湖区环保局有关人士看到后引起官方注意的。由于其以环保为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经过政府部门简单的协调后，巡回画展便开始进行了。
李先生是一年半前从内地一家媒体跳槽来深工作的，由于以前也经常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对于深圳市及内地城市各级政府部门对媒体的态度有着切身的体会。“刚到深圳时，我以为这里是特区，所以政府行政方面不但会是高效率的，也会是高度透明的，但是接触下来却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时候，个别部门比内地还内地，其封闭、保守的程度比起内地一些城市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被访者：邹万年（湖北人，现任深圳某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办公室主任）
老伴将送礼鲜鱼扔门外
在深圳相关部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王鹏已于不久前与北京、上海两地政府进行了接触，“他们都非常积极，现在已经有反馈：他们都想做这个事情。但因为我是深圳的企业，所以还是想在深圳做。”
个案一
个案五
1983年7月，赵之全从海南调到现在的宝安区石岩镇工作。当时，石岩镇还叫石岩区公所，赵在区公所任文卫助理员（相当镇文教办主任），负责整个区公所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
台风来袭掀翻驻地草棚
被访者：刘庆（重庆人，在深圳基建等部门工作多年）
王鹏告诉记者，他们完全有能力邀请到欧美的金融企业、金融专家和一些金融巨头来深参展，促进国际国内业界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胡野秋认为，如果说深圳
市政府某些方面行政效率低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工作效率问题，而与现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环节过多、管理权限和职能相对较多有直接的关系。
老深圳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舒成友。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舒成友，1955年从部队转业后，长期工作在基建战线。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的特区。参加过罗湖联检大楼、特区二线管理线、皇岗口岸等重大项目的规划建设。
住在毡子竹席搭的工棚
拓荒往事
肺腑之言
本报推出5名公务员的创业故事探讨拓荒牛精神，并辑录有关人士对政府部门的看法
被访者：舒成友（湖北人，深圳特区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曾任深圳市副市长、
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个案三
俯首甘为拓荒牛
被访者：赵之全（广东汕头人，曾在宝安区委宣传部等部门工作）
后来这个公司的经理找到舒成友说：“我派人送几尾河鲜给你过年，你家里人不领这个情，把鱼儿扔出门外，太不给面子了！”“我家没这个习惯。我是政府干部，给我家送东西，影响不好。我的家属当时处理方法简单了一些，我向你赔不是了。”舒成友便这样得体地打了圆场。
留在邹万年记忆中更多的，是过去艰苦岁月里政府的帮助。他回忆，“1983年的时候，当时深圳刮起了罕见的台风，我们住的草棚全被掀翻了，公司总经理也被埋在了棚子下边，险些出事。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加上我们依靠集体力量，从别的地方调来了粮食，住到了附近还没有通水电的楼房里，才渡过了难关”。
被访者：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室主任 胡野秋
刘庆说，那时，他最怕晚上躺下睡觉，天热得让人呼吸困难，另外，蚊子、小咬又疯狂地折磨着他和同事。他说，自己好几次在夜里都鼓足劲，决心第二天和领导摊牌，要回老家去。但第二天一早，看着拔地而起、逐渐长高的大楼，那种成就感、责任感又让他坚持留了下来。
要想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必须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尽可能地削减政府审批权限，让政府尽量地“超脱”出来。
“深圳的金融业现在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在入世后以及ＣＥＰＡ实施后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在深圳市政府对此是充分重视的。前天举行的全会上，代市长也提出了专门成立一个金融服务机构。所以我们想举办的这次展会对于深圳金融的发展，促使深圳的产业链与资金链更好地连接以及推动金融企业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不但很有好处，也是深圳迫切需要的。”
刘庆是1983年3月随解放军某部来到深圳的。同年9月15日，他和部队战友集体转业，开始参与特区建设。
提神首先应该提速
“在深圳个别部门，有时候，即使是一些正面的、日常性、事务性的报道，我也碰钉子。”李先生认为，这与政府高层少说多做作风被人为曲解有关。“求真务实本是好事，但是落实到下边就完全走了样。通过与一些基层部门的接触，发现他们不是‘少说多做’，而是‘宁可不说，以免说错’或者互相推诿。这已越来越成为一些部门公务员集体面对媒体所奉行的准则，媒体的采访环境可想而知。”
政府承揽的事情过多
今年5月，企业将这个设想上报到了深圳市政府某部门，两个月过去了却杳无音信。其间，企业先后催了多次，却始终没有答复。“我觉得现在一些部门的办事效率确实有问题，将来要把李代市长前天提出的‘提神、提质、提效’精神真正体现出来，首先应该提速。”
一个人抓全镇文教卫工作
舒成友的“低调”难住了记者。最后，经过旁敲侧击，记者知道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明白了“家严出孝子、坦荡出贤妻”的道理。舒成友还在位的某年腊月，深圳某建筑公司给舒成友宿舍送去了一竹筐鲜鱼。当时，舒成友不在家，老伴赵瑞兰死活都不肯收，坚持要送礼者将鱼拿走。来人硬是不依，夺门而出。平时“家规”森严，赵瑞兰知道老伴的脾气，此刻她也急了，便将鲜鱼连同竹筐一起扔到门外。鲜鱼满楼梯地蹦跳，弄得来人十分尴尬。
当时，除正常8小时外，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工作条件也很艰苦，全区公所各部门的助理员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想写个材料、文件，根本不能在办公室里写，都要拿到宿舍去写。另外，要想从石岩到（深圳）市里办公出差可不易，整个区公所里只有区长（镇长）、书记有一部小车，另外还有一部人货车。所以，到市里办公出差都要搭公车。
刘庆说，现在深圳是大都市，是花园城市，高楼林立，繁花似锦。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人口少，有的只是低矮破旧的村屋，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同时气候恶劣，夏天总是高温30℃，一热就是1—2个月；台风来了，整天又是倾盆大雨。
作为一家民营金融中介企业的董事长，王鹏最近在跟一些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低效率问题颇有意见。“我们企业的注册资金有1个亿，在深圳开展业务以来已经帮80余家深圳的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问题。最近，我们想举办一次‘首届中国金融信息博览会’，但审批过程却卡了壳。”
从边陲小镇到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在这个伟人在南海边勾画的圆圈内，无数“拓荒牛”倾注了他们的汗水、热情和青春。昨日“公务员提神”系列报道见报后，拓荒牛精神再次成为深圳市民谈论的焦点。本报特别邀请5名拓荒级公务员，回忆他们在深圳的创业故事，借此探讨深圳引以为傲的拓荒牛精神。
刚刚从上海来深居住了一年的徐渊则对深圳各级政府十分满意。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徐渊走遍深圳各个村落，用钢笔创作的百幅古树图引起了政府的浓厚兴趣。在政府的资助下，他的作品已经在罗湖区区政府、到市政协办公楼、梅林一村都进行了展览。这个以环保为主题的画展深受群众欢迎。
个案四
李先生认为，个别部门存在的这种现象很可怕，它的背后是部门负责人不敢负责，做事对上不对下的心理。
深圳是个有活力的城市
被访者：媒体记者 李先生
深圳市政府
门前的拓荒牛
雕塑。
1985年底，老何从深圳第五建筑公司调到了深圳市市容卫生监察处（市城管执法大队前身）。当时，整个处只有36个人，却担负着全深圳2020多平方公里的城管执法工作。
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治理火车站的脏乱差，当时火车站一带行人乱丢垃圾、乱吐痰的现象很严重，影响了特区的“脸面”。为此，他们冒着高温蹲点进行处理，看到犯错的市民就立刻上前制止，并对其进行教育。经过几个月的集中整治，火车站一带的环境焕然一新。
王鹏说，他已经把这个计划上报到了央行，但央行则提出需要深圳市的批准，所以，事情现在卡住了。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