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鹤：这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给费用的，之前都是义务创作的。他们来定费用，多少都可以，只要是我感兴趣、打动我的题材，我都会去做。我做雕塑，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而非无病呻吟，更不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项目。
收藏周刊：但我看您桌子上的日程表，几乎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收藏周刊：您最近几年还坚持做城市雕塑吗？
潘鹤：这点我曾经和刘开渠谈过。当时北京有一条街的雕塑做得很差，刘开渠和我商量说要不要把街道两旁那些雕塑全部拆掉，我说，还是不要拆，拆掉打击不了坏蛋，打击不了不三不四的艺术家，只是打击了官员的信心，以后不敢再做雕塑。但是坏蛋照样可以做雕塑，拆了北京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做(雕塑)。所以我对刘开渠说，我们提出城市雕塑，可能成为历史的功臣；但现在看来，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垃圾明显比精品多。
收藏周刊：据媒体报道，您从艺70周年，也已实现了作品屹立70个大城市的梦想。您现在能否统计一下到底树立了多少件城市雕塑？您是怎么拿到那么多城市雕塑项目的？
“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
潘鹤：那当然不是。深圳市政府曾想要我给他们做一件雕塑，我想做开荒牛，坚决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其他创作主题，愣是让市政府的广场空了10年！还有很多企业家和各种名人花重金让我做雕塑，我一概拒绝。我只做自己有感情的、想要表现大时代变化的雕塑。
上世纪70年代即提出
收藏周刊：最近几年，各地都加快了“城市雕塑”的建造节奏，很多城市的地标性广场、建筑物或公园内都树立了形式各样的雕塑。但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雕塑并不买账，甚至大呼“雷人”。这种“奇观”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批评。您如何看？
潘鹤：我敢说没有卖过作品。问题在于现在很少艺术家真正为人民服务，都是在为人民币服务。有些官员就为了政绩而做雕塑，急功近利。有人问我一个月可不可以落成一个雕像，我当场对他说，你请广告公司画广告牌算了。雕塑不应该是这样的，简直就是离谱。艺术是神圣的，并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也不是发家致富的大道。
表现时代变化的雕塑”
广州突然多了很多 非常失败的雕塑
收藏周刊：您收到的最高一笔“润笔费”是多少？
潘鹤：到了1978年，有了一个机会。港商霍英东来广东中山投资建造温泉宾馆，需要一批艺术品作装饰宾馆，并拿出十万元请我们学校为宾馆做艺术品。国画系分到最多资金，大概有四五万元，油画系和版画系都分到万元以上，我们雕塑系只分到两千元，并且要做10件雕塑。我们都觉得不公平，有些老师干脆说不做，但我坚持要做。我还向对方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做的话就做室外的(雕塑)。做出来之后，反响非常大。到了第四期工程时，霍英东希望我为他们宾馆的后山开一个雕塑公园，但是我这人喜欢“点火”，点起了一把火之后，就没心情做下去了，立即转移，加入了开发珠海特区和深圳特区的行列。
收藏周刊：您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城市雕塑文化的开创者。您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城市雕塑理念？
收藏周刊：拿到政府及其他机构的雕塑项目，有多少创作经费？
收藏周刊：除了做体量大的城市雕塑，您有没有卖过小型的架上雕塑？
潘鹤：真善美是艺术家最起码的价值底线，其中，真是首要原则。而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早已丧失了对“真”、对“真诚”的追求。有人既然想做城市雕塑，不管这个题材是否打动了自己，就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途径去争取这个项目。我就知道很多黑幕。
潘鹤：这几年很少做大雕塑了，今年就直接没有做。90岁了，不得不服老，眼力、体力果真跟不上了。
“真善美是艺术家起码的道德底线”
收藏周刊：广州这座城市也分布了很多雕塑，您对这些作品作何评价？有多少作品是自己满意的？
潘鹤是中国城市雕塑文化的开路人，他与刘开渠提倡“雕塑要走向室外”，并在“文革”之后撰写了《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的重磅文章。为城市建设添加文化艺术的色彩，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现在潘鹤却直言：“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
潘鹤：之前，广州竖立的很多雕塑我都参与了评估，看得出来，艺术家们还是很认真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广州突然多了很多非常失败的城市雕塑，有些让人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政者要考虑考虑什么才是广州的文化性格了，或者说，我们到底要向世界展示什么。如果还是稀里糊涂地搞下去，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会错漏不堪。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
著名雕塑家潘鹤批雕塑界乱象： 潘鹤是中国城市雕塑文化的开路人，他与刘开渠提倡“雕塑要走向室外”，并在“文革”之后撰写了《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的重磅文章。为城市建设添加文化艺术的色彩，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现在潘鹤却直言：“劳民伤财、污染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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