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深圳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展厅列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物件——— 银灰色、散发着镀金光芒的香蕉、菠萝、哈密瓜在虚掩的玻璃柜子中静静陈放着；生着长长犄角的鹿头悬在墙上，与观众目光相对，像在若有所思地探望什么；被四方木架、两张吊板支撑在空中，被悬钩倒挂住的一块棕褐色“猪扒”，又是人们最喜欢的合影背景板；“骷髅头”模样的兵马俑、肌肉鼓鼓的手臂和肢体———总之，这些集合了肖像、盆栽、果脯等多种造型的雕塑作品，放到一个狭小的展厅中已属浪费，它们似乎更应该成为公园、购物场所、时尚派对的衬托和点缀，但这些以假乱真的物件，已经足以迷惑人们辨认力有限的肉眼，如果没有注意到物件表皮上星星点点的电子纹路，你根本分不清这些究竟是金银玉石锻造而成的杰作，还是电子废料改造而成的惊艳手笔。

孙振华：我觉得深港人文生活馆是不错的选择。杨光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城市反思意味，他是对深圳城市属性、城市人文进行了深刻的洞察，才会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来制作生态雕塑，他表达的是一种“边缘人文”和“另类人文”，这与深港人文生活馆关注城市、关注生活的定位是不谋而合的。另外，杨光的生态雕塑，不乏设计精美、造型雅致的物件，比如一些水果造型的雕塑，可以做成“果盘”的方式，以假乱真地嵌入到生活场景之中———生态雕塑不是一次两次展览就草草结束使命，而是要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中持续性地发挥作用。

与公共空间发生深度互动，并以“生态”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国内外均不罕见。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生态主题公园、地景艺术、生态装置艺术等等。譬如，比利时五月春天艺术节，每年五月都会把顶尖的艺术家召集到一个城市或郊外，利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创作作品，然后把作品安放在方圆百里的森林、田野、溪水中，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生态雕塑公园；又如美国地景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斯的代表作《螺旋形防波堤》，这是石头和结晶盐筑出的一道长达1500英尺的堤岸，直观呈现了盐湖区的巨大气势和磅礴力量；再如伦敦设计师G itta G schw endtner在加的夫海湾设计的“鸟巢”墙。墙上设有四种大小不一的1000个洞巢，供各种鸟儿和蝙蝠栖息。鸟巢墙装置变成了一个为“动物消费者”特别制作的建筑体，将人类和动物的生活区隔开，鸟类可以自由出入两个区域，同时也保护了加的夫海湾的环境。它们，已经成为一座“地景”，为世界营造了新的生态系统，从而使艺术与生态两个“齿轮”，咬合得更加密切、流畅。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废物”改造成艺术雕塑，目前似乎还停留在一种靠艺术家个人灵感来创作的阶段，并未形成一种成熟的艺术门类，怎样使这种新兴艺术尽快发展起来？

这是杨光藏伏在展览中的一道“关子”，如今，观众们日常生活中十分拒斥的电子垃圾，经过物理形态的变化，竟沉淀出美学价值，蜕变为人人钟爱的事物。它是一部微型的城市寓言，隐喻着一个简明的道理———废弃物件的循环再生，可以回收到艺术的生产链中，从而维护城市生态的完整。一个工业环境中淘汰下来的产物，还可以在艺术环境下涅槃重生，这样的创作实践，也让“生态雕塑”这一崭新名词应运而生，充盈到艺术词库的新条目之中。

孙振华：目前，国内从事“生态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十分罕见。即使，很多艺术家都在拓展艺术创作的材质，加入了许多高科技元素和诡异元素，让当代艺术的呈现方式更加另类和突兀，但对这些“材质”的利用，却往往没有兼顾到生态的现状和实情———很多艺术家在追求价格更高昂、形式更现代化的艺术材料，愿意实践‘废物改造’的艺术家依然为数寥寥。因此可以说，“废物艺术”或“生态雕塑”，短期内并没有达到成熟火候。

“生态雕塑”不仅刷新了艺术的材质，亦刷新了创作观念，让“可持续发展”一词有了新的诠释。“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这些观念不仅仅只是在社会的经济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同时还应体现在艺术活动中，成为雕塑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反思传统的雕塑材料，不难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消耗性的、不可再生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雕塑材料也是不可持续的，理论上，它终究有耗尽的时候。过去雕塑家对传统雕塑材料的使用实际上付出了相当大的生态和环境的代价。”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公共艺术中心总监、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的话掷地有声。

南都：可否这样认为，“生态雕塑”是艺术家开始“接地气”，不再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一种表现？艺术与城市的密切联系和深度互动，最终的介质必然是“人”，是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的观赏个体，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在新的艺术时代下，“人”的价值到底占据了多大的分量？

孙振华透露了他的设想：“一些大件型、肖像型的生态雕塑，其实可以代换掉某些人物泥塑，成为公园和市中心一景；而一些小型的仿真瓜果，也可以直接摆到水果店里去，吸引顾客目光。”在孙振华看来，生态雕塑并不是囿于艺术展厅中孤芳自赏的事物，而是要能动地、积极地影响公共空间。

可以在深港人文生活馆展览

对话艺术家

而杨光的创作，无疑给出了一个“拓展新材质”的示范样板。他利用废弃电路板作为雕塑材料进行创作，实现了资源转化和废物利用的最大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雕塑材料来源的渠道；同时，他洞悉电路板特殊的肌理和质感，充分挖掘其中的美学价值，开凿了属于他自己个人名义的艺术新领域。

杨光作品《另外的景观》。

杨光作品《玩偶系列之架上的小恐龙》。

南方都市报：把电子垃圾“变废为宝”的灵感，始于何时？你如何看待高科技背景下，创作材质的高度异化以及艺术家本身的媒介焦虑？

杨光：用博伊斯“社会雕塑”的眼光来看行为艺术，那么，许多“生态化”的行为艺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态雕塑，因此，在本次展览中，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观众与我的作品产生积极的互动(比如小孩子围着雕塑奔跑，趴在雕塑旁做“偎依”状)，而这种“动感”是与我的创作初衷相吻合的。过去，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环境关注的现象比较普遍，现在，行为艺术可以同生态雕塑相结合，既有“物”的呈现也有“人”的行为，效果可以增倍。

而在深圳青年策展人王亭看来，“生态雕塑可能获得关注和被接受的地点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越迅速，环境遭受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杨光的这些生态雕塑的取材也非常适合在深圳发生，深圳发达的电子科技之城的形象也容易引发人们在观赏生态雕塑上的共鸣。”

雕塑一定高贵冷艳吗？展览现场，小朋友们把雕塑作品当成玩具

而深圳的城市属性，也决定了容纳“地景艺术”的空间和硬件，它并不稀少。深圳是一个高科技城市，迅猛发达的电子工业拥有产生大量“废墟”的可能，而这些“废墟”正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创作材质；另一方面，深圳有大量的公共艺术、文化空间，可以纳入各种当代化、观念化的前卫创意产物，而当“废墟的艺术化”日渐普及，批量生产之后，生态雕塑的汇合与集结，足以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地域规模的“地景艺术群”，这也将是深圳“生态雕塑”立足城市的终端形态。

“小朋友特别喜欢恐龙和瓜果造型的雕塑。”展厅中，杨光欣慰地看着幼龄观众在他的杰作下蹦蹦跳跳，“他们把雕塑视作一件卡通，一件玩物，如影随形地亲近它们，这便吻合了我当初的设想。”

电子垃圾来自华强北，做成艺术品再放到华强北，形成艺术的生态链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