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自7岁起跟随父亲徐达章习字，21岁成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在康氏家中遍览名碑，深受康氏书法及书学主张影响。又因其早年随父习帖，故并不囿于碑学，进而取法帖学，碑帖互用而相合的书风之路，使徐悲鸿的书体将行草的洒脱妙曼一变而为儒雅，将篆隶的浑厚端庄一变而为沉雄，进而自成一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面对历史向他们展开的时代任务时作出了不同的抉择。性格鲜明的徐悲鸿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在中国美术发展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节点上，徐悲鸿选择了用写实主义手法“以艺报国”，这奠定了他“艺为人生”的艺术思想。他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决绝之心，与当时远离民族危难、不问天下苍生而一味囿于绘画形式趣味的传统国画派和追随西方现代艺术的油画家们进行长期的辩论，并在此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成熟而完善的艺术思想，不但奠定了写实主义油画在中国的发展，推进了中国油画肖像画的发展，尤其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大型油画历史画先河。《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和《愚公移山》等作品，是徐悲鸿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掷地有声地回答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所应该具有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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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在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明确而完整的艺术主张，被学界称为写实主义体系。他曾多次强调自己的艺术实践坚持教学第一，创作第二的原则，可见徐悲鸿对美术教育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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