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芬村做了几年后,当初帮我做事的一些弟子看到了商机后,也开始自立门户。可以说,早期在大芬村办油画厂、开画廊的人,几乎都在我手下干过。他们接了单子后,又找别的画工来画。就这样,大芬村也就慢慢发展起来了。但那时还是我的生意最好,特别是在1992年到1995年。
1949年生于广东四会,在广州长大,后移居香港。1987年与人合伙在深圳黄贝岭办油画厂,1989年来到大芬村办厂,被誉为“大芬油画村第一人”。现为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从1987年做了沃尔玛第一笔生意后,沃尔玛和我就一直是合作伙伴。另外,我还有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客户。
大芬油画村不得不面临转型。
但在我看来,虽然大芬村外部环境不好,却是办油画厂的好地方。因为它在原特区外,不用那么麻烦办边防证。订单多时,我让广州、东莞的朋友找一些工人来,让他们各自直接办一个居住证就可以了。这里房租很便宜也比较安静,就像一个港湾,适合画画的人通宵达旦地创作,不像在布吉那边,商业很繁华,有卡拉OK等一些娱乐设施,不利于我统一管理画工。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布吉等那些热闹的地方,到处跑到处玩,不用心画画,那我去哪里找人?
除此之外,大芬村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家文化部文化司的领导都先后来大芬实地视察过。对此,我感到特别自豪。想当初我就是一个想来大芬村做生意的画商,没想到在我的无意带动下,在政府的支持下,能让大芬村产生这么一个大产业,成为深圳市的一张名片,并且名扬海内外。当年,有很多外国的客户是先通过大芬村才了解到深圳这个城市。
口述时间:2014年7月7日下午 口述地点: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油画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出现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我听别人说,深圳政府对这些企业在税收方面有一些优惠,而我是一个做油画贸易生意的商人,这样的政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1987年,我就来深圳了。
1989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我带着20多个徒弟来到大芬村,花了1600元,租下250平方米的民房办了一个画厂,注册为来料加工。
2000年以后,来大芬村办厂、开画廊的人更多了,并形成了集聚效应。整个大芬村出口的油画占到欧美油画市场的70%。这个数字以前都不敢想象,而政府也开始注意这个自然形成的行业。
如果当初我留在香港或者广州,很可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商,事业做不了这么大。我在广州长大,那儿是我的第一故乡,深圳大芬村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自己当做深圳大芬村人。
我刚来大芬村的时候,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过要呆多久。现在一回头,在大芬村都呆了25年了,并成为“大芬油画村第一人”,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深圳口述史 你的个人史
深圳税收有吸引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做这一行的人不多,油画销量好。刚入行时,我的香港老板经常催我“快点快点”,“你随便画,画多少就可以卖多少”。有一天老板告诉我:“外国人几乎每家每户都喜欢在家里挂画,而且换得比较勤,不像中国人,一幅画挂好久,甚至一辈子。比如,外国人挂风景画会分春夏秋冬系列,春夏就挂绿色的风景画,秋天就挂金黄颜色的风景画,冬天就挂有下雪场景的。”
首届文博会期间,政府组织我们举行了一个千名画师作画的活动。可能是觉得我是大芬油画村的第一人,有一定贡献,所以我的号码牌被安排为1000号。那时候,很多商人来这里参观,一批又一批媒体来这里采访。有时候我一天要接受两三场采访,包括深圳本地媒体、中央级的媒体,还有外国的一些媒体,我帮人签名签到手软。
深圳大芬村是我第二故乡
深圳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有无数种可能性。大芬油画村的出现是深圳的区位优势,宽松、多元的文化生态和政府的扶持共同创造的结果。当初,我因为出身成分的问题,上大学受到了限制,但我来到深圳后却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创造了一番自己满意的事业。
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前排左四)带着弟子来到大芬村创业。
目前,我的生活基本是在深圳大芬村度过,每天坚持在附近爬山以及料理一下协会的事情。以前,一个月至少要回香港三四次,现在最多一两次。去年,我太太也来到了深圳居住。
市举办了首届文博会,大芬油画村成为唯一分会场,这把整个大芬村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在首届文博会之前,大芬村只有300家经营门店,除了行业内的人外,知道大芬村的人很少。文博会期间,大芬村正式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011年大年初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来到大芬油画村视察。她说:“黄江,虽然我没有你们有钱,但是我作为老领导,还是要封个红包给你。”她给我的红包里有100元港币,我把它收在抽屉里。我觉得,那是国家老领导对一个平民的认可和鼓励。
二是淘汰落后生产力,提高油画品质。周小鸿曾说:“我一个美国客户告诉我,以前一些低端的油画在仓库还有一大堆,根本卖不出去。”大芬油画村根据市场需求,不再做一二十元品质较低的油画,更加注重质量而不只是产量。原来那种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流水线作业方式也被淘汰。现在大芬村的油画基本是上百元以上,有的还达到上万元。
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做了几年“行画”生意(从国外引进的一种艺术品复制的方法,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在名画的基础上抓住流行趋势进行再创造),发现内地的人工和房租成本比香港低,于是我到广东广州、江门、福建晋江等城市开画室,再通过香港把油画出口到国外。
2000年,深圳提出了“文化立市”,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在大芬村修路、拆迁旧屋,出资购画扶持画工的生存。2004年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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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芬村后的半年时间里,全村还没一家商店,更别说快餐店。我就雇了一个人,每天去2公里之外的沙湾买菜,专门帮我们做饭。
大概是2002年左右,政府对大芬村进行了专业规划设计,对沿街的画廊和民房外墙进行包装,对广场和道路进行了改造。后来又出资了1000多万元,进行了空中电缆电线入地、肉菜市场迁移等工作,在肉菜市场的原址上建立了油画展厅。还把村口子上的几栋旧房子拆除,建起了以我名字命名的“黄江油画艺术广场”。整个大芬村上升了一个档次。
当时的大芬村只有0.4平方公里,随处可以看到芦苇丛,村里还有臭水沟,路是沙土路,一派荒芜景象,在我们眼中,它是深圳的“西伯利亚”。村里的交通工具还有三轮车,“咯咯咯”地响,车一过,满街尘土飞扬。整个村稀稀拉拉建了几栋房子,最高的一栋才4层高,不像现在,好多房子都是八九层了。全村只有300多个人,每户一年的收入才几百块。最富裕的人家才有黑白电视机,虽然那时原特区内已经有很多人家买了彩电。
黄江
这些年,我在大芬村不仅赚到了一些钱,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一些社会认可。很多地方政府、机构请我去做报告、剪彩,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在大芬村,很多开画廊的外地人或本地居民都很尊重我,喊我“黄生”、“黄叔”或“黄老板”。
一个半月完成36万张油画
在大芬村,大概有400多人帮我做这批单子。剩下的单子,我发到别的地方交给其他人去做。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