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在沈从文的墓碑上写道：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如果要给这些没有碑文的女性写一句话，只有这样铿锵的语句才能提醒人们去发现她们曾经的存在，曾经有那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投入到一场有关生存有关美好未来的战斗，她们战死在“沙场”，她们没有回到故乡。

　　刘卓泉对深圳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仍然没有停止，他还在收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和葬在深圳的姑娘们生存状态相关的信息，他还在不断接触一些40岁上下的深圳女性———如果葬在深圳的女孩们能够活下来，大多数人也是这个年纪。

　　深圳缺乏批判、反思城市的艺术家

　　那些葬在深圳的姑娘

　　她们没有回到故乡

　　深圳人“行街”怎么这么土？看看街拍就知道

　　剔除正常死亡的案例，我们或许可以从城市特质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葬在深圳的姑娘，例如这个城市年轻人多，女性所占比例高等，但城市里的年轻女性多并不能构成年轻女性死者多的必然前提，主要原因出在这个城市高度竞争化的环境上。从整体看，女性在高度竞争环境下与男性相比还是存在性别差异上的弱势，女性更不容易适应焦虑感强的社会逻辑，更不容易适应移民城市的动态情感状态……高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被这个城市的节奏和内容所扭曲、异化乃至消灭的年轻女性生命也就更多。

　　在远处风景里等待

　　“我曾被邀请与一个深圳旅游团去西藏，团里都是三四十岁的女性，但她们多处于单身状态，有未婚的，还有带着孩子的。她们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旅游解压，她们告诉我，旅游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城市就醒来。”三四十岁的单身女性，有的还带着孩子，被城市压迫得必须寻找出口和梦境，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又让刘卓泉找到了探究城市与人关系的线索，“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属于同龄人当中最终坚持下来的胜利者，但她们的内心都很坚强很有力量。有位女士给我看过刚来深圳时的照片，带着一个工地帽像个男孩，后来跟着丈夫做生意，然后破产、离婚，还带着两个孩子”。

　　吻过自己的恋人

　　我们设想着故乡

　　2

　　而这城市已认不出你

　　生命的起点

　　此刻你们真正成为亚热带的一株植物

　　2004年的夏天，艺术家刘卓泉在深圳写下一首思乡的朦胧诗，这不是他第一次写诗，却是他第一次为了一群陌生人写诗，这群人来自全国各地，葬在深圳的吉田公墓。

　　或许你们在夜晚还会来到城市上空散步

　　2009年11月11日

　　下期预告

　　你们在别处出生

　　她们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她们的年龄永远定格在20岁上下，一位艺术家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她们，发现了一个被都市的霓虹灯遮盖、我们来不及去关注反思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性葬在了深圳？

　　在夜班过后的食街中用一个甜点一串麻辣烫

　　有个女孩甚至当场痛哭

　　Street Snap，街拍，最早源于欧美，职业摄影师的目光从明星扩展到街头的民间流行信息，而号称女装之都的“窗口城市”，一不小心就被贴上了“土”的标签，深圳貌似有些委屈。深圳人的“土”源于对生活方式的要求放得太低，还是深圳人不习惯刻意打扮，简单方便就是深圳城市的人文性格？请看明日微观深圳。

　　你是否还有未了的心事

　　1

　　来到簕杜鹃木棉荔枝榕树旅人蕉美女樱柠檬桉

　　微观深圳记者 王相明 见习记者 潘奋图 报道

　　与夜露为伴

　　微观深圳记者 王相明 统筹

　　微观深圳记者 王子荣 摄影（除署名外）

　　为了拍摄和创作，刘卓泉行过很多个城市，但任何一个城市的墓地都没有深圳这个公墓来得刺痛人心。“没有一个公墓葬着这么多年轻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

　　你们或许曾成天加班

　　在制衣厂玩具厂电子车间柜台前写字楼

　　结束了两个月的拍摄之后，刘卓泉将挑出的300多张照片用磁铁固定在一排围栏上，挂上霓虹灯。他把这个作品叫做《葬在深圳的姑娘》，他没有用更多花哨俏的艺术语言，他要作品直接表现牺牲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必须传递出：青春、劳动、梦想、记忆和死亡。

　　她们战死在“沙场”

　　11月7日中午，记者来到吉田公墓，去往公墓的路上，深圳的高度在一点点下降，从数百米的高楼到城中村的农民房，再到一排排的厂房，最后墓地落在一个个新兴工地的包围之中，那里或许又将竖起一排排厂房，又将汇聚无数的全国各地的姑娘。4年前的刘卓泉没有看到这番景象，他给记者的照片里墓地更像个乱葬岗，周边还是一片荒野，不像现在这么整齐规范。

　　在时间的尽头，我设想着

　　此时你们的耳边响起的仍是工地的桩声

　　或许在城中村的一个楼梯间，热烈地

　　生长之地，来到另一个

　　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个城市的主要基调仍然是经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为生存而战，紧张而激烈，他们崇尚丛林法则，他们不遗余力地探求资源资本的最大化，他们只为胜利者欢呼，来不及思考城市和个体更多重的意义———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在深圳夭折？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人到底怎么了？偏偏年轻的城市又缺乏自信，更愿意与歌颂的声音结盟，对城市负面、城市问题有种天然的警觉和本能的抗拒。在这样一个城市结构、城市取向基础之上，具备批判意识、反思意识的艺术家连生存都是问题。

　　静立在墓碑上

　　“我在广东这些年不停地从外界收获同一类信息：很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地遭遇厄运甚至死亡，工厂女工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死在厂门口，每年好几千女工的手指被机床切断……都让我联想到城市高速发展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刘卓泉用工地的围栏暗喻城市大规模改造和建设的背景，霓虹灯则指代了深圳都市化的光鲜与灯红酒绿，“无需讳言深圳都市化进程中的残酷，再遮掩它还是存在，它是历史或现在的必然组成部分，只要对比一个城市的都市化和繁荣程度，这种残酷的语言自动显现。”

　　葬在深圳的姑娘□谢湘南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没有得到公众的反思？为什么这些逝去生命背后所映射的城市问题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因为深圳城市发展得太快，很多城市病我们还没来得及停下来寻医问诊。深圳这个城市一直由经济人口、产业人口主导，公司组织是绝对的社会结构主流，相对于1400万人口、90%以上的公司组织，深圳真诚投入到社会细部关怀的第三方组织和个人特别少，人文关怀薄弱。究其原因，深圳这么多年的价值观一直被商业价值强力主导，社会的兴奋点、分工强烈偏向商业，话语权势、组织权势强烈偏向商业、偏向强者。它不屑于去关注社会个体和细节，它不认为公墓里年轻女性死者多是个大事，可再大的事能大得过生命吗？这个城市的建设远未进入细节时代。

　　不再有汗味的发夹

　　生命的刻度在城市的表盘上取得一个终点

　　城市灯火凝视你的亲人

　　2004年的夏天，刘卓泉写下这首思乡的诗，做了一个重回吉田公墓的决定，直觉告诉他，与繁华的深南大道相比，这个墓地隐藏着“城市生活表象之下无法言说的事实”。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