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
他没想退缩，就到处找老师学习，去东莞帮人画订单，边画边学；他也找过一个专门画中东战马的湖南老师，但因对方离开大芬而告终。
低价的画非但不会赶走挑剔的客户，还偶尔拿走画工的尊严。秦国利倒不嫌赶工累，只是他受不了客户无休止地要求修改，“恨不得自己上手画”。“别人命令你的时候，就像把你放在洗衣机里面搅，按照别人的意思搓来搓去搞来搞去，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就像自己坐在老虎凳上，把你手绑起来，竹签往你手里插的那种感觉。画完了他让你改来改去，你忙了半天不按照他的意思改，你就数不了钱呐，大家都白忙了！”同为墙壁画工的李红民说。
杨明个子不高，左边的肩背向后凸起，从左侧看去淹没了脖子。
2008年后，解散的流水线画工陆续另谋出路，承租画廊的转让费太高，租金相对低廉的画墙开始风靡。从老围东一巷、二巷开始，蔓延到整个大芬村。房东发现这一商机，也把画墙当做店面来租，租金水涨船高。
这次听闻画墙可能拆除，吕彦急着去看大芬村内转让的铺位，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转让费八万，面积比电话中所述小一半，所处位置也较画墙来得偏。
2017年5月，
深圳布吉街道相关部门排查后称，大芬村油画存在83处巷道乱搭建雨棚、乱摆卖占道经营等现象。148家木框和玻璃加工场产生大量木粉易引爆，室内电线乱接乱拉，消防设施简陋，有严重消防隐患。
他对自己的形象和技艺都没信心，一个月来画墙两三天，直到朋友们陆陆续续多了起来，他才放宽了心出来作画。出来后他有了意外收获，“这（大芬村）里面有很多画得好的人。那个时候我发现好像问人家，人家都愿意教。”
李红民过去从一个香港画商处接单画画，对方只做画古典画写实，要求质量非常严格，“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慢慢地一步步，心态和水平、耐心都得到磨炼，技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十多二十年。”
一个临街商铺画廊，转让费从5万到10万元不等，租金从200到500元／平方米不等。而一个“墙壁画廊”，大部分是初次经营，只要房东允许，自己投资三五千元就可成型，月租不过500到1000元。
7月13日，墙壁画工吕彦跟记者正聊着，接到一个电话便打招呼说要离开一下。
他想把还在老家上幼儿园的儿子安排到
深圳上小学，但儿子不愿意，说要回老家跟姐姐们在一起。他的妻子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作，常常早出晚归，也会给予丈夫鼓励，对他的努力深信不疑，“哪一天总会赚钱的。”
“这个城中村闭塞、脏乱，刚来大芬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很破旧，还有稀稀拉拉的一些摆地摊的菜贩，”墙壁画工李红民回忆，也正因此，房东没有太多的溢价空间。
罗仁东说，“画画的人生活没规律，单多时，可能饿了忘记吃，困了又不能睡。明天要交货了，今天你肯定要赶出来，有时候我最长是两天没睡觉，喝了17杯红牛、咖啡，想睡又睡不着了，一天画1000多块钱。”
罗仁东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也才11岁，今年从老家湖南来深圳度暑假。三个孩子一旦跑来围观他画画，就会被他骂走。他不希望孩子走他的老路，他知道画画这条路的艰辛。
吕彦在给打印的画作上色，偶尔也会画一些行画维持生计。13日当天的座谈暂未有结论。如果大芬村的画墙保不住，罗仁东要重回原点，再找一间出租屋作画，毕竟同样的租金只能租到更小更破更偏的屋子。这种时候，他常会想起梵高，一生也没有卖出一幅画，备受生活折磨，他突然觉得自己还能靠作画混口饭吃，眼前这些不算什么。
老围东十四巷，原先有的卷帘门都已被拆除，6月23日，老陈眼巴巴看着从
墙上摘下的画作被丢在一旁的垃圾桶边，有些失魂落魄。
但多数后来者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李红民年逾不惑还是单身，问他有没有觉得被画画耽误，他放下手中的画笔，拨弄起老爷收音机的换歌键。在拨了几十下后放了首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我们之间的爱》（this love we share），他听不懂歌里唱的“不能失去我们的爱”，但他说歌曲激越的调子和旋律能引起他的共鸣，给他激励，哪怕“晚上睡着的时候有感觉到特别窘迫，眼睛睁不开的时候还要打底，要交房租过日子”，他都觉得应该积极一点活着。
他没有买空调，开空调的话得紧闭门窗，味道更散不掉。只有风扇在一旁呼呼地摇着头。
也有人下个大单，等画完工后人又失踪了。起初，他们连订金都不懂去收，更确切地说是不敢收。墙面画工们怕丢失客户，不敢怠慢客户，更别提拒绝了。
拆墙家中的条件谈不上好。他有个冰箱，合上门后还要用绳子绑好，因为它一直漏冷气，但他懒得买新的。
直到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将商品油画引入这个狭小的客家村庄，在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产生了油画工厂的艺术流水线，从复制和出口西方的知名油画起步，由资本驱逐画作的速度和品相，逐渐有了“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名号。
杨明在“百年老街”画到晚上，只剩下一个人。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图
罗仁东们希望，龙岗区正推进的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合发展规划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按照这个规划，未来几年，将以现有的大芬油画村为原点，周边1至2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规划建设包括美术馆、油画博物馆、专业演出剧场、油画培训中心及酒店等大型配套设施，与旅游部门合作开发大芬油画村的旅游资源，最终将大芬油画村建设成为国际化的油画生产基地、油画交易平台、油画展览中心、油画培训基地和油画旅游小镇。
李红民从1991年就从老家湖北武汉来大芬周边画画，时常会去大芬村，两年前才有了自己的墙面。
屋内的空气也十分糟糕。油画颜料、松节水和煤油在挥发，最毒的当属油画速干水。油画一般是画完一层等风干后再上一层，层层推进。但画工们在早期批量赶画的时候会往颜料里掺入挥发性强的速干水，只为提高交货效率。
46岁的罗仁东从小对画画感兴趣，2000年在东莞石龙的工厂里画油画，2005年6月揣着300元来到大芬，租房子都是赊账，整天都待在出租屋里接单作画，2009年后在大芬村开了画墙。
大芬村老围东一画廊的画师在地上吹画和晾画。
深圳大芬油画村的村口有座铜制雕塑，是一只手握着画笔，笔尖划向天空。
租让
杨明的两个室友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大芬，再也没回来。
秦国利看到老陈的遭遇，选择将旧画处理掉，“该卖的都卖了，最便宜的一块钱一张。”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就靠几个画廊，我们肯定被人宰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画单，我们也会混不下去了。”老陈在墙壁被拆的当天接受财新网采访时称。
“那两年过年都不敢回家，电话都从来没打回家里面过，家里面还有一个哥，有一个姐嘛，我哥就以为我失踪了，还说准备找一帮人来广东找我。”他对家人感到愧疚。
在由画工、画师、画廊和画商构建的制售产业链中，画工处于最底端。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靠的是“走量”，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的运输后，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各地和海外的画廊中。
之后流言四起，有人说老陈疯了，有人说他病了，有人说他就此退出画工圈了。
这一年，杨明和其他三个学画画认识的朋友在大芬附近一起合租了一间房，作画、睡觉。“那个时候我们对大芬都不熟，就画了拿大芬这里卖。发现自己画的画一张都卖不掉。”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