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道既是画工作画和生计的附依，也是消防安全通道。今年5月下旬，深圳龙岗区开展“拔钉”行动，大芬村所在的布吉街道称，将集中整治小作坊和巷道安全隐患。6月末的整治拆除了大芬村的几堵画墙。对杨明来说，他可能要寻找新的出路。
深夜，大芬村巷道里有许多不眠不休的“中国梵高”。
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亚菁解释称，大芬村空间狭窄，一些画商和画工就利用楼与楼之间的过道进行作画、展示和销售，久而久之形成较大规模的墙壁画廊。
最初在大芬村租房是一件很便利的事情。
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从西安美院毕业后就来大芬村了，本来在家接单，直到有了画墙。
听闻老陈的画墙被拆，罗仁东已经好几周没去大芬村开档了，他选择掩耳盗铃式地躲避。
样片已经有些泛黄，或是沾上了颜料。他介绍着，顺势推给记者一把椅子让坐下，椅背沾上的颜料还没来得及风干，他一碰就弄了一手。“画画的地方总是弄不干净。”他笑笑，解释了现在精明的房东们都不愿租房给画画的人了。
夜已深，录音机里放着歌，大芬油画村的游人少了，杨明在村内的巷道的墙壁上搁着画板作画，渐入佳境。有时候他会从白天画到凌晨两点。
行画是一种油画工艺品，以临摹名画为主。纪录片《中国梵高》的主人公赵小勇是大芬村画梵高画作最多的人，“在大芬这些一线画师们临摹复制都是为了生存、养家糊口，只有少部分去尝试原创艺术，我觉得画画就是一门语言，你把某幅画临摹到了极致了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那以后，杨明也能稳定地接单了，“就慢慢给人做，回单就越来越多，多到自己都画不完。一天你要想赚到两百块的话，肯定要画到晚上两三点，好辛苦的。”
罗仁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作画，满屋颜料味。
7月13日上午，龙岗区和布吉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和大芬村墙面画廊的几位代表在大芬美术馆碰面座谈，一方面传达消防整改的要求，一方面也听取画工关于拆墙的诉求和想法。此前，双方也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沟通。
他在这里遇到一位老师，专门在画室里教些有残疾的画工。“好像摔了这一跤我也挺幸运的，因为别人他都不收，他就只收我们这些身体有点残疾的。”杨明有些开心。
他中途看见有的朋友做生意发财，自己也有想过放弃画画。甚至有段时间做过传销，赌博过，但最终还是回归正途。他觉得“画画就像沼泽地一样，一脚踩进去，很难拔得出来。”
租金和生活成本在涨，订单却没有明显增量。吕彦会画一些原创的机械写实油画，更多的时候，他在大芬村画行画养活自己。
大芬村的中心主街叫老围，分列主街两侧的被称为老围东和老围西，有近万人零散其中。
摄影记者、纪录片《中国梵高》导演余海波从2004年起关注大芬村，“那时大芬是一个做订单加工的油画工厂，整个村基本每个出租屋里都是一个画室。”
杨明遇到过打击人的老板，但凡拿画给他看，对方就哼哼，“就是觉得你画这个画也能卖？”杨明捕捉到了对方的意思。
李红民说，如果画墙拆了，他打算租个画室继续画，招学生画画，“我五年级就开始学画画，我的老妈总是跟我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人要有自己的坚持。”母亲在生前反对他作画，一说起母亲，他眼里都是泪水。
喜欢画画，不回（老）家，想当画家……这些是杨明内心重要的事情，不容轻易打破。他曾几年一分钱不赚跟着学画和帮老师接单；无法温饱也不敢跟家人联系，家人差点以为他失踪；旁人称他为画工，他会不舒服，哪怕是复制的画，他也坚持每张都不同，包含了再创作。
罗仁东不让孩子看着他作画，他抗拒让孩子学画。他所在的大芬村曾有扑鼻而来的名字——“大粪村”。它本来会隐没在深圳的东南旮旯，人们也不会设想它跟达芬奇、梵高、毕加索有什么关系。
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忧虑明天。“你一天没事，一天的开支多大，不是不能拒绝，是不好，要考虑自己的退路嘛”。
赵小勇赶上了大芬最好的时候，订单是“噌噌”往上增加的，他从在家里自己画，到找亲戚搭手，再到雇人帮忙，直至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
超过500名画工依靠墙面画廊维持生计。两堵相对的画墙距离有时甚至不足一米，老电线纠结缠绕，巷子里散落着颜料，画板和待吹干的成品，成为大芬村独特的经营生态。
秦国利的画墙离老陈的不远，替他辟了谣，“他还常回来买框卖画，只不过不在这里画了，去了南坪。”他忘记了老陈的名字，却能在手机里一下检索到他，搜出来的是一个标注为“欠800元”的手机号码。
在大芬租画廊铺位，除了租金之外都需要交一笔转让费，从而获得转租权。因租金年年攀升，转让费也水涨船高。“房东转给二房东，二房东转给三房东，三房东再转给我们，第三手要给前面两个喝茶费，就慢慢往里面加钱。”秦国利说。
杨明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墙壁画廊”，租金和日常开销对他来说已是不小的压力，但想着能比在家画赚得多，他也将画墙租了下来。
他把几百张样片摆在地上，找出了三张让他在大芬村起步的画，分别画着玫瑰、郁金香和马蹄莲。他那时精力旺盛，一天画上三十张50cm*60cm的画，以10块一张的价格批发给画商，没日没夜地画，最终拿到了6000元的收入。
他两年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狗，“它不能吃咸的，不然会掉泪掉毛。”白天流浪狗会出去，每天十一二点会回到他的画墙，趴着陪他作画。无论白天走多远，晚上都会回来。
杨明是贵州安顺人，今年31岁，2008年来到深圳大芬油画村画画，是一名墙壁画工。因为小时候摔伤，他左侧的背部再也没有挺直过。
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回复澎湃新闻称，为了提升大芬油画村的城市环境品质，规范其经营秩序，消除安全隐患，近十年来大芬油画村的政府职能部门曾对大芬村里的乱搭建现象进行了多次拆除，但却出现了多次回潮的现象。
走进他在木棉湾的出租屋，未经收拾的画室显得有些杂乱，头顶上，两侧墙壁各打了数根铁丝线，它们齐齐横跨整个大厅。光景好的时候，订单多，每一根钢丝线都吊满了一幅幅尺寸各异的油画。那是刚画好或打好底的作品，全部吊在空中等着晾干。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大芬村的海外订单骤减，这给了大芬的油画流水线一记沉重的打击。
时光流转，大芬村名声鹊起。到2011年，深圳地铁三号线开通。村里的房租从两年涨50元变为每年涨100元。城里工作的白领也都纷至沓来，干净、收入高、对价格不敏感，房东们更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
画墙是画工们经逐渐改进而形成的：他们先是在墙面钉上木条挂画，接着弄个帆布遮住。看没人管就把帆布换成铁皮卷帘门，巷子再封上天花板，装上灯和风扇，还有的巷子口两端用帘子挡上。一条巷子最多时挤着五六个人作画，行人通过时需要反复侧身让位。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