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和生活成本在涨,订单却没有明显增量。吕彦会画一些原创的机械写实油画,更多的时候,他在大芬村画行画养活自己。
但多数后来者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李红民年逾不惑还是单身,问他有没有觉得被画画耽误,他放下手中的画笔,拨弄起老爷收音机的换歌键。在拨了几十下后放了首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我们之间的爱》(this love we share),他听不懂歌里唱的“不能失去我们的爱”,但他说歌曲激越的调子和旋律能引起他的共鸣,给他激励,哪怕“晚上睡着的时候有感觉到特别窘迫,眼睛睁不开的时候还要打底,要交房租过日子”,他都觉得应该积极一点活着。
逃避
李红民从1991年就从老家湖北武汉来大芬周边画画,时常会去大芬村,两年前才有了自己的墙面。
听闻老陈的画墙被拆,罗仁东已经好几周没去大芬村开档了,他选择掩耳盗铃式地躲避。
行画是一种油画工艺品,以临摹名画为主。纪录片《中国梵高》的主人公赵小勇是大芬村画梵高画作最多的人,“在大芬这些一线画师们临摹复制都是为了生存、养家糊口,只有少部分去尝试原创艺术,我觉得画画就是一门语言,你把某幅画临摹到了极致了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他两年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狗,“它不能吃咸的,不然会掉泪掉毛。”白天流浪狗会出去,每天十一二点会回到他的画墙,趴着陪他作画。无论白天走多远,晚上都会回来。
李红民说,如果画墙拆了,他打算租个画室继续画,招学生画画,“我五年级就开始学画画,我的老妈总是跟我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人要有自己的坚持。”母亲在生前反对他作画,一说起母亲,他眼里都是泪水。
走进他在木棉湾的出租屋,未经收拾的画室显得有些杂乱,头顶上,两侧墙壁各打了数根铁丝线,它们齐齐横跨整个大厅。光景好的时候,订单多,每一根钢丝线都吊满了一幅幅尺寸各异的油画。那是刚画好或打好底的作品,全部吊在空中等着晾干。
46岁的罗仁东从小对画画感兴趣,2000年在东莞石龙的工厂里画油画,2005年6月揣着300元来到大芬,租房子都是赊账,整天都待在出租屋里接单作画,2009年后在大芬村开了画墙。
罗仁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作画,满屋颜料味。
时光流转,大芬村名声鹊起。到2011年,深圳地铁三号线开通。村里的房租从两年涨50元变为每年涨100元。城里工作的白领也都纷至沓来,干净、收入高、对价格不敏感,房东们更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
赵小勇赶上了大芬最好的时候,订单是“噌噌”往上增加的,他从在家里自己画,到找亲戚搭手,再到雇人帮忙,直至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
他把几百张样片摆在地上,找出了三张让他在大芬村起步的画,分别画着玫瑰、郁金香和马蹄莲。他那时精力旺盛,一天画上三十张50cm*60cm的画,以10块一张的价格批发给画商,没日没夜地画,最终拿到了6000元的收入。
他中途看见有的朋友做生意发财,自己也有想过放弃画画。甚至有段时间做过传销,赌博过,但最终还是回归正途。他觉得“画画就像沼泽地一样,一脚踩进去,很难拔得出来。”
李红民过去从一个香港画商处接单画画,对方只做画古典画写实,要求质量非常严格,“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慢慢地一步步,心态和水平、耐心都得到磨炼,技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十多二十年。”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