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和生活成本在涨，订单却没有明显增量。吕彦会画一些原创的机械写实油画，更多的时候，他在大芬村画行画养活自己。

但多数后来者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李红民年逾不惑还是单身，问他有没有觉得被画画耽误，他放下手中的画笔，拨弄起老爷收音机的换歌键。在拨了几十下后放了首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我们之间的爱》（this love we share），他听不懂歌里唱的“不能失去我们的爱”，但他说歌曲激越的调子和旋律能引起他的共鸣，给他激励，哪怕“晚上睡着的时候有感觉到特别窘迫，眼睛睁不开的时候还要打底，要交房租过日子”，他都觉得应该积极一点活着。

逃避

李红民从1991年就从老家湖北武汉来大芬周边画画，时常会去大芬村，两年前才有了自己的墙面。

听闻老陈的画墙被拆，罗仁东已经好几周没去大芬村开档了，他选择掩耳盗铃式地躲避。

行画是一种油画工艺品，以临摹名画为主。纪录片《中国梵高》的主人公赵小勇是大芬村画梵高画作最多的人，“在大芬这些一线画师们临摹复制都是为了生存、养家糊口，只有少部分去尝试原创艺术，我觉得画画就是一门语言，你把某幅画临摹到了极致了也就有它的价值了。”

他两年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狗，“它不能吃咸的，不然会掉泪掉毛。”白天流浪狗会出去，每天十一二点会回到他的画墙，趴着陪他作画。无论白天走多远，晚上都会回来。

李红民说，如果画墙拆了，他打算租个画室继续画，招学生画画，“我五年级就开始学画画，我的老妈总是跟我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人要有自己的坚持。”母亲在生前反对他作画，一说起母亲，他眼里都是泪水。

走进他在木棉湾的出租屋，未经收拾的画室显得有些杂乱，头顶上，两侧墙壁各打了数根铁丝线，它们齐齐横跨整个大厅。光景好的时候，订单多，每一根钢丝线都吊满了一幅幅尺寸各异的油画。那是刚画好或打好底的作品，全部吊在空中等着晾干。

46岁的罗仁东从小对画画感兴趣，2000年在东莞石龙的工厂里画油画，2005年6月揣着300元来到大芬，租房子都是赊账，整天都待在出租屋里接单作画，2009年后在大芬村开了画墙。

罗仁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作画，满屋颜料味。

时光流转，大芬村名声鹊起。到2011年，深圳地铁三号线开通。村里的房租从两年涨50元变为每年涨100元。城里工作的白领也都纷至沓来，干净、收入高、对价格不敏感，房东们更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

赵小勇赶上了大芬最好的时候，订单是“噌噌”往上增加的，他从在家里自己画，到找亲戚搭手，再到雇人帮忙，直至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

他把几百张样片摆在地上，找出了三张让他在大芬村起步的画，分别画着玫瑰、郁金香和马蹄莲。他那时精力旺盛，一天画上三十张50cm*60cm的画，以10块一张的价格批发给画商，没日没夜地画，最终拿到了6000元的收入。

他中途看见有的朋友做生意发财，自己也有想过放弃画画。甚至有段时间做过传销，赌博过，但最终还是回归正途。他觉得“画画就像沼泽地一样，一脚踩进去，很难拔得出来。”

李红民过去从一个香港画商处接单画画，对方只做画古典画写实，要求质量非常严格，“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慢慢地一步步，心态和水平、耐心都得到磨炼，技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十多二十年。”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