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移带来的大芬危机

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这类产业也已经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就是经由黄江，从香港转移到了深圳的大芬村。而目前，国内由深圳转移到福建，国外则正在朝着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转移。

曾经的油画生产

就在那一年，黄江带着自己招募来的26位画工进入了大芬村，“那时候大芬很荒凉，像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那样荒芜。村民连300人都不到，到处是芦苇。但是租金很低，200平方米每个月才1500元”，黄江回忆说。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黄江开始了国内当时少有的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的业务。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一些绘画爱好者、美术学院学生，甚至小有名气的画家纷至沓来，行业逐渐兴盛，开启了大芬油画的第一页。

点燃大芬油画的星星之火

之后，大芬村的发展十分迅猛，在黄江进驻大芬的三年后，就有不少香港和内地的商人陆续来到大芬村，而那时候的黄江已经发展成为最大的商品画经销商了。到了十年前的2004年，据周峰介绍，“整个大芬村，包括茂业书画交易市场，共有书画、工艺等经营门店243家，其中从事油画生产和销售的有145家，从事国画、书法创作和销售的有55家。”如今，大芬村则拥有40多家企业和1200多家画廊、工作室及画框、画材等经营门店，村内从业人员8000人，加上散居周边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则超过20000人，创造的年总产值(2013年)高达42.6亿元。

第二届大芬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蒋庆北认为“那些做文化产业的，他们所生产的画很容易被模仿，尤其在小作坊的油画生产及大芬村的画廊行业里，一件好卖的艺术作品或者一个畅销的艺术风格会很快的被同行抄袭”，这种抄袭导致的是绘画商品的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的不断恶性拉低，导致利润的逐渐缩水。然而，大芬村的现状及消费水平已经不允许过低利润行画的存在了。

大芬油画村

曾经大芬村的绘画生产

今天的大芬油画村

效益孕育下的自发发展模式

这种批评即大村油画村在过去广泛存在的“艺术品”复制、盗版情况以及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也可能是由于这种批评的缘故，大芬村才引起了美国众议院的关注，“企图在这里找些茬”，大芬村一位店面经营者说。

大芬油画村入口处宣传黄江的海报

黄江的徒弟黄通介绍，黄江生于广东四会、长于广州，“文革”期间因其艺术方面的功力而被领导委以文艺宣传工作，1970年移居香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工经历如做焊工、当调酒师之后，心有不甘而重拾画笔，做起了商品油画生意和开班授徒。1986年开始因商品油画订单而应接不暇，并且为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供应油画，加上他发现深圳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有着很多政策上的优惠，于是，黄江来到了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罗湖区的黄贝岭召集画工，开办油画工厂。1989年因为二线海关的阻隔，内地画家难以进入市区，以及黄贝岭租金的上涨，黄江把油画工厂搬至如今的大芬村。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芬村的原始产业模式是从欧美地区转移而来。因为欧美的人工成本、生活成本的逐渐高升，以及发展战略的调整，使得这种手工产业发生转移，而代之以高新科技。周峰说：“这种手工产业首先转移到第三世界中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最先转移到的地方如‘亚洲四小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与‘亚洲四小龙’间还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种产业就落地到了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地区”。

转移意味着曾经所在地此类文化产业的彻底消失，而与此共时的继续得以生存的方式则是转型，但这种转型是需要条件的，周峰说：“像曾经香港的皇后大道，现在已经是商业区，即便在当时转型成功也不会取得如今的商业价值，所以就直接转移了;而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这些地方是没有时间转型，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得太过迅猛，如果它们有时间可能也会转型升级，像纽约的SOHO，法国的左岸，英国的南岸艺术区，在这些地方，艺术跟商业、旅游结合做得很好，尤其是法国的旅游产业。”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