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芬村的名气越来越响，深圳各处，甚至周边县市的油画工和画商们陆陆续续搬进大芬村。从那时起，昔日的破旧村庄终日弥漫着油画颜料的味道，被厚重的色彩渲染出一丝艺术的韵味。

也正是在这一年，距离深圳700多公里外的湖南长沙，主修工艺美术的陈其文大专毕业，来到深圳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工，每个月七八百的工资，陈其文很是满足。

密集的小巷从东贯穿至西，纵横交错着向里延伸，从“第一巷”数起，老围东一共有十四条巷子，老围西有五条。巷子两边是一排排店面，有了画廊之后，画具店、裱画店和物流也应运而生。

19岁那年，黄凤荣的父亲不幸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也改变了他对生活意义的看法。第二年，他选择了追逐自己的兴趣——跟一位老师学习画画。黄凤荣学成后曾在北京闯荡过几年，2006年，黄凤荣来到大芬村，组建了一条十多个人的油画生产线，自己也成为生产线上的一名画工。

面对日渐冷清的油画市场，一些老画工选择离开大芬村。这两三年，陈其文身边已有四五个画工离开了大芬村，有的回家乡开画廊，办加工厂，有的在画廊的业务里融合了做框和裱画，更多人选择了转行做美术培训。

临摹的《向日葵》。梁宙/摄

陈其文的墙面上挂着的全是写实风景画，以牡丹和荷塘为主。而像“九鱼戏水图”这种订单，因为在中国传统里象征着吉祥，陈其文已经画过上百幅。眼前这幅也基本完成了，就等晾个一两天，画干之后在肚皮和鱼眼处点下高光，就可以交货了。

从2004年到2008年，大芬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大芬油画工的油画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澳洲、非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据媒体报道，2006年至2008年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像邓进建一样的墙面画廊画工不下300人，加上其他画工总数超过3000人，如果算上裱画工、画商在内的油画从业者，人数已近万。

何才文更担忧大芬转型升级失败，被市场淘汰。他说，大芬村很多画工在尝试创新，但是创新出来的画在市场上不受欢迎，画工们也不知该画什么了。投入没有预期的回报，大家渐渐失去了创新的信心，只好又回到商业画上来。

与黄凤荣想法不同，在大芬村，多数的画工还是走着传统的老路，寄希望于在接不完的订单中提升自己的绘画能力，早日结束“体力活”，靠技术赢得市场上属于自己的一杯羹。但大浪淘沙，这条道路的困难可想而知。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各有不同。有人认为无温饱之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是成功，也有人认为走出大芬，仍有人记住自己的作品是成功。在一些人眼中，黄凤荣便是成功走出大芬的人之一。

孙立明的第一批画画了10多张，这位文化经纪人买走了6张，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办个展的事情被耽搁，最终不了了之，定金也没能拿回来。孙立明把其中两张画挂在墙面画廊上，作为自己最高水平的展示。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为理则认为，往高端原创转型对大芬发展的利弊需要通过市场来检验，大芬的成功是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如果市场需要原创，往原创转型也未尝不可，如果没有这个市场，就没办法一味强调做原创。

早期，大芬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并成功打进了欧美市场。鼎盛时期，大芬村的产品在国际油画市场上的份额一度占到70%以上。

1991年，改革开放不久的深圳朝气蓬勃，无数内地人离开家乡来深圳打拼。年轻气盛的孙立明不甘心每天在朝九晚五中度日。想着画画轻松自由点儿，还说不定挣得更多，孙立明辞了职，跟随南下大潮从武汉慕名来到深圳。

这幅油画是被客户退订的产品。

“一个上身半裸的女人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上衣褪到腰间，手上抱着一只小狗。背景有云有太阳、有树有羊群，还有些花花草草。”这幅构图元素复杂的名画，孙立明认真地临摹了一个星期。

孙立明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画，绘画基础很扎实。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的一家商场做美工，每月拿40元钱的固定工资。他的同学不少考上了大学，他也想继续考美院，但是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作罢。

即使达到与京东协商的100家网店目标，相比于大芬村近2000家实体店，也只是1/20。“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很少有心思去天天搞网店，做网店要找年轻人，但是他们一般做一两年就不做了，等他们对这个产业链已了解，很多人就自己出去单干。”罗孝逵说。

何才文也想过转行做教育培训。画廊里的画不好卖，他心里着急，本来开价两千元的画因为一直卖不出去，有时甚至想五百元处理掉。

陈其文有时会庆幸自己较早踏入油画行业，这么多年来攒下了一些钱，将来转型能周转得开。不过，即使回到长沙开培训班，陈其文也不想放弃画画，如果有客户，还是会继续画下去。

十多年前，孙立明曾遇到过一段爱情。因为合租室友是女孩的朋友，女孩常来做客，一来二去，两人擦出了“火花”，但因为女孩家人嫌孙立明的经济条件差，“火花”没多久就熄灭了。

大芬村的巷壁就像一个巨大的展览厅，挂满了画工不同风格的产品，印象、写实、肖像、风景，一应俱全。在空余的地方，画工们贴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若是来往的客户看上，方便留下联系方式。木板搭起的隔板当桌子，堆放着不同品牌的颜料画具。

2012年，深圳曾开展过题为《深圳市大芬油画文化产业园城市更新规划-产业发展专题》的研究，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信息出版部主任钟雅琴是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

与大芬村一路之隔的大芬南片区却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大芬南片区有着大芬油画交易广场、大芬油画苑等建筑，但街道两边见不到集中的画廊，和北片区的大芬油画村比起来，显得格外冷清。

黄凤荣已计划好下一步的创作，他正筹划着“世界名画100幅”，想以拼贴艺术创作百幅世界名画，概括整个西方美术史。另一个是创作大型“演画剧”，在一个小时内讲述一个故事，将绘画表演和其他艺术元素结合在一起。

深圳市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孝逵分析称，画工们的订单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众的艺术素质不够，部分人选择家装时宁愿选择塑料喷印的画，也不会花几千块钱挂个油画。

“我想让很多人都记住，哪怕记住我是个搞怪的，就像记住周星驰的无厘头，但无厘头也不妨碍他是个大师。”面对质疑，黄凤荣说。

大芬村能成为举世闻名的“油画工厂”，画工们曾经人人手握大把订单，还是得益于画商黄江上世纪的一次无奈之举。

钟雅琴表示，从大芬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完全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文化空间，产业是原生态的，转型升级需要遵从作为自发生成的文化空间发展规律。

如今，当初和他一起来深圳布吉画画的两个朋友已经回了老家，但孙立明留在了深圳，并从长龙搬来大芬村。孙立明擅长人物肖像画，他以每月800的租金租下了老围东的一处墙面，专攻肖像画。

事实上，大芬村的行画生态正在逐步遭到破坏，铺租、房租以及人工成本的上涨加剧了这种破坏的程度。现在大芬村的店铺和墙面画廊在转让过程中，除了不断上涨的房租，往往还需要交纳一笔转让费，一个店铺的转让费动辄超过10万元，位置好的可能要几十万元，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油画的价格上。

“很快就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我当时算了一笔账，每天都要房租、水电费，如果某天没有画画，就入不敷出，很难有积蓄，而且画工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定制，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艺术主张。”黄凤荣说，独立的风格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很重要。

阵雨过后，太阳偏西，大芬村潮湿的地面升腾起一股暑热。处暑已过，但九月的深圳还未入秋。画廊里也很闷热，年轻画工邓进建顺手打开了挂在墙上的吊扇。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