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明至今独身，给他做伴的是一只流浪狗。三年前，孙立明在路上碰到这只小狗，小狗一路跟着他回了家。“我跟狗有缘，我把它当兄弟。”孙立明不管走到哪，小狗都紧随其后；画画的时候，小狗就安静地趴在一旁。

在深圳的二十多年，孙立明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混得太差，无颜面对家乡的亲友。2013年母亲生病，孙立明带着3000多块钱积蓄回到武汉。见到母亲后，孙立明跪在地上磕头，泣不成声。“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忆起往事，孙立明红了眼眶。

几乎每一条南北向的巷子，墙壁都被卷闸门和铁皮雨棚简单隔开成几间店铺。一条短巷12米，往往被隔成三家，算上巷子两边，最热闹时，六个墙面画工同时作画。

在大芬油画产业谋求转型的同时，大芬村的市容也被更严格地规范起来。今年6到7月，政府部门对大芬村部分墙面画廊下发了整改通知，指出巷子内的雨棚等未经许可擅自搭建，占道经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清理。这期间，有几家违建的墙面画廊被拆，也一度引发大芬300多间墙面画廊画工们的担忧。

那时的大芬村道路两旁还是平房，布吉河还没有成为深圳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农田密布，鸡鸭和鸣。油画村雏形未具，孙立明转身去了离大芬村不远的长龙新三村。

走出大芬村的人

“中国油画第一村”

“要不你也给我试一试？”那人说，他是美院研究生毕业，想从大芬村中包装几个画家出来。除了孙立明，他还找了大芬的另外两个画工。

大芬的画工们。周杨/摄

大芬低端行画向高端原创转型，还存在一种可能——引进原创油画人才。大芬村以画行画出身的画工们由于缺乏专业训练，转型画原创作品的难度不小，作品也很难得到业内认可。

（应受访者要求，孙立明、何才文为化名）

此后，黄凤荣陆续创作了金粉画、脚踩画、重影画等绘画表演形式，活跃在多个电视节目上。黄凤荣认为自己像一个艺术家，还像一个策划人，但也有人认为黄凤荣“哗众取宠”、“会包装自己”。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引导措施，试图扭转大芬油画行业目前的困局。2016年，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艺术家代表组成的一个文化交流团赴法国进行文化交流，并促成了大芬与世界油画圣地法国巴比松艺术小镇结成艺术友好合作关系。

从2008年到2014年，大芬油画村的年营业额仍持续了较快增长幅度，从2008年1.8亿元、2010年10亿元、2011年3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42亿元。但好景不长，2015年后，大芬油画村年营业额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15年产值为42.9亿元。

为了顺应“互联网+”的潮流，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目前和京东商城也达成了合作意向。罗孝逵介绍，京东放宽了对入驻网店的要求，只要注册公司，交满一年1.2万元的押金就可以了。不过，画工们对于开网店似乎积极性并不高，目前只有大约50家报了名，离原定100家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办个人画展也意味着花钱。即使在深圳普通的酒店一楼办个展，也需要几万元，普通画工为了增加人气，经常会邀请名人捧场，需要承担其差旅费，另外在宣传、推广上投入的费用也不少。

画工作画时，若是来了行人驻足观看，或拍照留念，也不招呼一声，若是遇上有人问价，则能卖就卖，卖不掉也不多推销，毕竟接订单才是主要营生，零售只是运气。

这几个学生来自不同地方，一个专门从湖北过来，租了房安心学画，想跟孙立明一样做画工接订单；一个从江苏过来，想为以后开画廊打基础；还有从湖南来的美术老师，白天教小朋友，下班了来练练笔。孙立明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是在为自己寻找机会，也是在打造大芬的“名片”。

办个人画展、出书是孙立明一直以来的梦想，他曾离梦想一步之遥。两年前的一天，一位和孙立明素不相识的文化经纪人在他附近的铺位看画，刚好转到孙立明所在的巷子，停下来看了很久。

期间，孙立明也曾动摇过，觉得这样下去发不了财。在传销疯狂的年代，他甚至在传销组织待了两年，身上的钱被骗光后，幡然醒悟的孙立明又回到了大芬村。

“大芬从根本上是产业集聚，商业是最核心的气质，引进怎样的人才，如何实现真正有效的引进是个问题，事实上，大芬难以提供油画人才需要的艺术生态。”相对高端原创，钟雅琴更提倡大芬将行画做成高端产业。

大芬村本是一个只有300余人居住的客家村落，1989年，由于罗湖黄贝岭的画厂涨租，黄江不得不重新找地方。后来，他发现了离布吉镇三公里远的大芬村，就决心落脚于此。

他将一幅卷成筒的油画小心打开来，钉在墙壁的木板上。

陈其文在作画。周杨/摄

当时，大芬村的油画，80%销往国内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其余20%则外销至欧美。为了减少中间差价，很多画商来到大芬村，他们不愿意去画廊拿货，而是直接去街边的墙面看画拿货。

孙立明感觉生活的天平终于向自己倾斜了一次，很快就答应了下来。按照这位文化经纪人的做法，孙立明需要画一批作品出来，50张左右，他帮孙立明炒作，办个人画展，然后出版书籍。

过去批发油画的火热场面早已不再，现在何才文的画廊里接的单以几张到几十张为主。生意的日益冷清不仅让画商们烦恼，画工们也陷入困境。

产业转型之困

后来的发展更显得有些魔幻现实主义，大芬村生产的油画一度畅销海外，有媒体报道，鼎盛时期的大芬村，在国际油画市场上的份额一度占到70%以上。

“我真的做累了，”何才文说，“我想选个地方，开一个美术教育机构。”说到未来的打算，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如果第一家办得好，他还计划开连锁机构。

大芬油画村。周杨/摄

陈其文认清了现实，看着家里一堆无人问津的原创画，他安慰自己“都是成年人了，这种承受能力还是有的，现实和理想是两回事，有落差也很正常”。

孙立明的第一幅复制作品

这幅画卖给了黄江，孙立明换回了120块钱，相当于在老家三个月的工资。回想当时拿着画来给黄江挑选的情形，孙立明说，“像拍戏选角一样”。他看到了希望，觉得自己有能力吃这碗“饭”。

钟雅琴称，大芬村能形成自发的产业和最初成本低有关，随着区域硬件形态和软件配套上升，引发产业成本的上升，若要解决租金上涨问题，需要当地村民自治组织、政府进行相应的引导和保护。此外，有必要将南、北片区贯通起来，因为南片区还有很大区域未被充分使用，也一直没有很好的产业机制。

次年，大芬村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当年年底也成为深圳首届文博会唯一一个分会场。作为九个活动项目之一，上千名大芬画工同画一幅油画的表演，震惊了世界，也让大芬村声名鹊起。

孙立明的墙面画廊上没有挂出招生的招牌，但他已开始了绘画培训的生意。孙立明买了几个画板，架在自己身旁的空地上，每天下午，孙立明赶订单，学生画素描，指导起来也方便。

早些年的陈其文并不如此想。日复一日地画订单，让陈其文觉得乏味，有时遇到刁钻的客户，还要按照他的意思改个五六遍，直到满意为止。他也想画原创，但画了几十幅，一张也没有卖出去，只好都堆在家里。

2015年，陈其文出来单干。他继续画了一些原创画，想着去艺博会、文博会参展，如果能拍卖就能挣钱，或者平时能卖掉一两幅，也能有大几千的收入。但是没想到行情式微，原创画在大芬已不像太阳山时期那样吃香。陈其文在龙岗区参加过一些小展览，但画作没有卖出去。

“大芬转型升级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协调当地村民、政府、画工和画商，目前这几方的沟通并不通畅，没有充分的协商。”钟雅琴说，当初是画工和画商自发聚集，支撑起号称“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画工和画商的声音并未太多被关注到，这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不利。

从此“行画”（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的复制艺术品）这门生意被黄江带到了大芬村。当时的深圳，长龙新三村，布吉街等地也散布着不少画工，常有香港画商定期过去收发画单，但始终在小圈子里进行，生意不温不火。

陈其文想着有一天，自己画的牡丹能挂在牡丹园里，画上署着自己的名字。

“要是按照前两年的设想顺利进行，我现在也许已出书，或者完成了其他作品。”孙立明说，能被别人看中，已经相当幸运，要出名是十分困难的。

互联网购物的普及，则冲击着大芬以及国内其他油画产业基地的实体店。打开淘宝，除了深圳、浙江金华等地的网店比较多外，也有长沙、广州等各地的网店，大大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陈其文最早和大芬村产生联系，是在1996年的暑假。趁着没课，陈其文想攒点生活费，他找到校外开油画培训班的老师，帮老师画订单。这些订单中的一部分就来自大芬。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