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以后的雕塑艺术异彩纷呈，其中城市雕塑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城市雕塑向公共艺术的转化成为一个潮流趋势。中国有自己优秀的雕塑传统，远至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的大气磅礴，近至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庄严肃穆都值得人们学习借鉴。然而时代在变，生活在变，城市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怎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是摆在每一个雕塑艺术家面前的课题。今天，雕塑艺术的发展有着更多新的道路，新的可能，可以说雕塑艺术家有了更大的空间展示自己的才华，新千年是一个新的历史机遇，相信雕塑艺术会在这个世纪以后的时间里创造更多的奇迹。

人民英雄纪念碑

　　同样是在王府井，2003年7月5日至8月3日的环保雕塑展以“融入自然、共享空间、雕塑生命”为主题，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余件作品展示于人们面前，既反映了对于保护自然的呼吁，也表现了艺术家们大胆创新的艺术精神。由于“非典”的原因，此展览首先以图片等多媒体形式在网上展出，无形中却开启了在虚拟空间展示雕塑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此展览是“非典”之后北京第一个户外的艺术展览，展览期间人流如织，一扫“非典”时的阴霾，使王府井大街恢复了之前的活力，令雕塑的艺术价值具有了更强的公益性。

　　1977年，时称“108将”的百余位雕塑家来到北京集体创作毛主席纪念堂的大型雕塑，这是“文革”后首次大规模的雕塑活动，历时近一年，完成了南北各两座群雕及纪念堂内的毛主席坐像。 由于“文革”的影响尚未完全褪去，未免还存在着概念化痕迹，但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性化的创造，标志着中国雕塑进入了转型期。

　　北京奥运雕塑项目以奥运为契机，为中外雕塑艺术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将一大批高质量的艺术品呈现于北京，邀请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艺术家及相关专家，吸取了大量不同文化的精髓，并与北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组建了“奥林匹克中心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若干公共艺术群，重点突出，兼顾均衡，共同构建了北京奥运公共艺术项目。北京奥运雕塑项目不仅为奥运会增光添彩，也为北京和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延续了时代和奥运的精神，是北京创新能力与综合实力的彰显，也是艺术与生活的又一次相遇。

　　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老一辈艺术家带回的法国雕塑传统仍然在继续。法国学院派风格的雕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年留学法国的刘开渠[3]、滑田友[4]、王临乙[5]等将法国艺术的稳重、大气展现在在纪念碑浮雕的创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效果。

　　除了鲁迅美术学院创作的这组“庆丰收”群雕以外还有中央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等四组雕塑；刘焕章、关竞等人创作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周围的体育运动雕塑，在民族文化宫的由于津源创作的毛主席站像和由王临乙、傅天仇领导创作的《民族大团结》浮雕作品等。

　　[21]殷双喜主编：《走向现代——20世纪中国雕塑大事记》，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49-154页。

　　雕塑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公共性、永恒性和巨大的体量。因此，建国初期，新的中国、新的政权需要以大型公共雕塑的形式来呈现一种新兴共和国的国家态度。在受前苏联的纪念性雕塑的影响下，集中力量建造了一批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农展馆广场雕塑为主体的一批城市雕塑作品。又因为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全国的雕塑工程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项目大多集中在北京。因此北京的雕塑工程，不仅以其独特的方式记述了这段历史，更在数量和质量上成为全国广场纪念性雕塑的代表。文革结束后，在刘开渠等老一辈雕塑家的倡导下，提出了“城市雕塑”的概念，使雕塑开始走向城市空间，服务城市生活，题材也开始有了相应的变化。在进入新世纪前后，雕塑的“公共性”被提出来，雕塑概念的拓展以及城市空间雕塑的多样性，使以雕塑为基点的“公共艺术”成为创作的重点，至北京奥运会雕塑的公共艺术化成为主流。而另一条线，雕塑的个人化创作伴随着艺术教育、展览，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改革开放之前，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人意。因为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个人的创作，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使雕塑这种占用资源的艺术形式进入个人创作成为可能，个性化也逐渐增强。尤其是雕塑与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更成为一种趋向。

　　[22] 尹吉男：《独自叩门——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 生活·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1993年10月第1版，第127页。

　　解放军总后勤部毛主席像身高5米，是用整块汉白玉石制作的，1968年建成，雕塑采用了“刺点”的方法，效果很好。除了这些以外，当时北京的一些中直机关、各大院校都有毛主席雕像，成为一股热潮。

　　1993年，首都雕塑艺术委员会与首都规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北京城市雕塑建设规划纲要》。《纲要》根据首都的性质和地位，结合北京的历史文化，就城市雕塑建设原则、题材、布局、艺术质量、规划项目、实施措施等，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使首都的城市雕塑建设工作有了一个总的蓝图。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由朱德带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发表讲话，毛泽东宣读碑文后，各代表团团长和在场代表共同完成了奠基典礼。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雕塑2-城市雕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29] “金属之声：中国雕塑学会第1届学术邀请展”于2008年9月28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文化创意广场金属库举办。

　　[28]  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于2007年7月2日下午在北京华侨饭店成立。

　　从90年代开始雕塑家开始对之前雕塑的发展进行反思，对雕塑语言开始了新的尝试。1994年，隋建国、展望、傅中望、张永见、姜杰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联合举办了“1994年系列个人雕塑作品展”，宣告了中国当代艺术雕塑出现。从这时开始，雕塑艺术真正地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

　　[12] 殷双喜主编：《回望沧海，二十世纪中国雕塑文选（上）》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8年7月第1版，第360页。

　　雕塑的发展需要人才的培养。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始，每一项大型的雕塑工程，也都是一次对雕塑人才的大培训。在此期间，雕塑家、石刻工人、艺术院校都得到了学以致用的机会和重大工程的洗礼。中央美术学院、“中国雕塑工厂”（即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等单位，为我国雕塑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几十年来已发展成为促进北京城市雕塑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雕塑不再仅限于佛像、木雕等民间工艺类型，而是趋向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发展。王朝闻也特别指出“雕塑家必须像士兵一样熟悉他的武器，好好掌握各种艺术的性能，使它在思想战线上发挥强大的作用。”[10]由此可见，新中国对雕塑人才的严格要求和重视程度。

　　雕塑与城市的结合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永久的呈现，在西单的“时空平台展”和在王府井的多个雕塑展览在这一方面做了多元化的探索。由于这些方式更加灵活自由，这些展览或活动往往蕴含更多的创造力，从狭义的公共艺术探索进入了广义公共艺术的范畴。

　　其中最有意味的是在王府井大街改造过程中，公共艺术的介入。以表现北京风俗为内容的雕塑已经成为这条中外知名、历史悠久的商业街的一部分，老北京街头理发，老北京人力车等街景被以雕塑的形式凝固下来。尤其是对于商业与公共艺术的关系、以及公共艺术实用价值的探讨，成为王府井大街公共艺术的亮点。公共艺术的介入丰富了商业空间，留住了人群，增加了消费的可能，艺术所具有的价值得到了新的释放。2000年9月，王府井大街二期整治工程建成《火树银花》、《大灌篮》、《童趣》等3座城市雕塑，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为《火树银花》雕塑按动电钮。与此同时，北京西客站南广场的《国风》雕塑建成。作品采用中华传统图腾“龙”的形象作为造型依据，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是当时北京市最大的钢结构雕塑。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当共和国走过60周年，当首都北京成功举办2008奥运会之后，全面建构“世界城市”之时，回顾这段历史，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但在这段雕塑的发展史中，前30年，个人痕迹相对较少，我们记住的，往往是关于集体的珍贵记忆。后30年，雕塑的形式更加丰富，更有特色。城市雕塑的概念让位于公共艺术，架上雕塑具有更多的观念因素。“弹指一挥间”，新中国的北京因为雕塑而变得更为生动有力，也因为雕塑而被永世传颂。当一段历史渐行渐远的时候，再次回顾与凝视，我们会从中体会到一个时代的脉动，其中的激情与静穆，荣耀与遗憾，都化为一首凝固的史诗，铭刻于史册之中。

　　中国雕塑在21世纪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对于城市雕塑的广泛接受，城市雕塑艺术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北京涌现了一批新的城市雕塑空间，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公园、红领巾雕塑公园和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等。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一大批中外名家的雕塑作品，以公共艺术的方式理性而主动地进入了奥林匹克中心区、森林公园以及城市空间，拓展了雕塑的理念与展现形式，成为北京新世纪城市文化的新形象。

　　[18]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编著：《雕塑北京——北京城市雕塑55年经典作品》，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在一次访谈中，隋建国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30年代开始，雕塑界所做的努力一直是想把外国雕塑语言加以中国化或民族化，在造型上作文章。……谁的中国化明显，谁就会被认为有成就。现在看来，现实主义的模式或苏联的模式，可以说被打破了。打破了之后，出现的是一种装饰性的艺术，是比较浅层次的艺术。……利用单纯材料对雕塑语言进行探索。个人情感与材料的呼应产生一种新形式，很贴切。”[22]隋建国也基于这样的思考开始了他《结构系列》的创作。作品通过材料之间关系的交错与互置，呈现出一种凝重的气魄，收敛着的迸发的力量。此后，这种思考开始转化而进入了《衣钵》系列与《恐龙》的创作。展望则从1995年开始，用不锈钢制作的假山石雕塑作品 。展望的艺术表现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融合，矛盾中的力量。因此，探索与思考成为这一时期雕塑发展的主题，也在为新世纪的雕塑做着思想的准备。

　　[6] 中国雕塑工厂1962年改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1979年改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研究室；1988年文化部将其改名为中国雕塑艺术研究所；1998年文化部决定将其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

　　回顾新中国北京这60年的雕塑发展，前30年可以说是成就与遗憾并存的30年。它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也许在某种程度超越了艺术的本体价值。这一时期的创作，力求减少古典雕塑与观众的距离，使其更具有人民性。可又因其要为一个政治目标服务，而带有“脸谱化”的色彩，从而使作品失去了很多应有的人性魅力。但也因为如此，这些作品的相似性，使其所具有的“符号性”增强，而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时代特色。它们所拥有的整体性艺术价值，其力量之强、力度之大，尤其是那批老艺术家在作品中所注入的热情与真诚，是今天的许多作品所不能及的。改革开放的30年，应该说是开拓与探索的30年，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变化，更是思想观念、艺术理念变化的产物，使雕塑的语言更加多样，外延更为宽泛，给雕塑带来了新的生机。北京雕塑的60年，是中国雕塑60年的缩影，是中国雕塑这个学科60年发展的集中呈现。这里不仅因为在北京汇聚了中国最多的艺术机构、艺术家群体，更因为在北京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标志性作品，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第三节  雕塑与当代探索

　　[19] 同注释18。

　　民营美术馆及画廊市场的建立丰富了雕塑存在的多元化，雕塑艺术不仅仅局限于美术馆和雕塑公园的展出，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展览。2008年，在798艺术区李象群所开设的0工场艺术中心，举办了一次更大范围的当代雕塑展。参展艺术家包括：隋建国、李象群、霍波洋、于凡、姜杰、董俊伟、孙鹏、王伟、萧立，以及他们的学生。此展览旨在探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雕塑界的学院教育、社会实践、创新探索以及个体思考。中国雕塑从前辈们的纪念碑式的雕塑在共和国广场上矗立；到以他们独到的见解，完善了传统的具象雕塑教学体系，建立了从写实到抽象雕塑转型的思考。这30年， 面对雕塑与现代传媒的介入，当代雕塑艺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看到了当代雕塑艺术的创作与材料工艺的审美互动。他们强调了：“艺术家在每个历史的现场感的实验中，成就未来。”

　　中国雕塑学会举办的“中国姿态·海峡风”首届中国雕塑大展[30]是一次专业性学术性都很高的雕塑展览。展览既有老一辈艺术家在近年来的新作，又有新生代艺术家充满全新雕塑艺术理念的实验性作品，这次大展对于检视中国雕塑的现状、建立当代雕塑创作的坐标系，凸显当前雕塑研究方面的问题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此展览因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探索性，被文化部授予了特别奖励，这也是当年获奖的唯一一个雕塑展览。

　　参考书目：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